那个年代，大路边的裁缝铺很多，有一间一间连在一处，形成阵营的；也有隔二三十米，不经意冒出来的。店名多叫小香港、小上海，也有梦娜、丽莎之类的，还有以地方或人名冠称的，诸如江南裁剪，或者芳芳制衣。他们的生意总是出奇地好，到了旺季，铺子里揽的活计堆积如山，若是在那里定做件衣裳，没有半月二十天，拿不到成品。
几乎每间裁缝铺迎面的墙壁上都密匝匝挂满了做好的成衣，呈现着顾客盈门的实力。几台缝纫机上终日趴着做工的学徒，老板是大把式，操着各地口音，以江浙男人居多。他们的脖子上一天到晚挂着根皮尺，负责量尺寸、下剪刀。
店门口的裁衣板旁边，时常放着一两本翻烂了的时装书，上面的服装图案花哨时髦，十分诱人。怀里揣了衣料的年轻女子们倚在门边耐心地翻看时装书，不时用探询的口吻与店主商议哪个款式更适合自己。巧舌如簧的店主总有本事指出这里或那里的不妥，若遇到固执的顾客便甩出一句：“你不能光看图的，做出来的样子与图有差别，若到时候觉得不好了，我们可不负责任的。”又说，“人家都是模特，模特穿出来啥都是好的，却未必适合我们平常人穿。”结果，每每怀抱了美好愿望的女子们，最后在店主的怂掇下，选择最简单、最常见的款式，中山装、西服，或者夹克。量好尺寸，丢下衣料，半是惆怅半是满足地去了。
知根底的人说，这些铺子里的活计自家根本做不过来，有很多低价转给外面打游击的小裁缝。量尺寸和下剪刀的师傅，往往不是同一个。我在其中一间店铺做了条深蓝色的裙子。布料是厚实的雪花呢，八块钱一米，原想做成贴身的筒裙，套在腿上，想象着袅袅婷婷的效果。可是做出来的裙子出人意料地肥，失望之极，要求店主改。改出来的裙子瘦是瘦了，后面的裙摆却像公鸡尾巴似的翘起来，突兀的，难看死了。悻悻拿回家，连锁扣都没缀，就沉在了箱底。仍然记吃不记打，又到另一间店做了条连衣裙，天蓝色的哔叽呢，自作主张地设计成苹果领，裙身要求旗袍样式，长及膝盖。等到做出来穿在身上，还是肥，晃晃荡荡的，不成体统。大失所望，给了姐姐。她穿着倒肥瘦适宜，满满当当，可又瞧不惯孩子气的苹果领。穿了几天，束之高阁。隔一阵子，夏天到了，内心又蠢蠢欲动起来。花色、质地各异的布料一卷一卷的，充满诱惑，乔琪纱、柔姿纱、泡泡纱、菱角纱、雪纺、丝绸、缎布、亚麻、棉纬……眼花缭乱。又换了一间店，还是连衣裙，粉白色的麻纱布，无袖无领，腰带上缝了一只硕大的蝴蝶结。最简单的样式，想来不会出差错吧！可是，麻纱的下垂感不强，做出来的裙子挺括括的，缺乏飘逸之美。
还有一次，也是做衣服，去的裁缝店不在车水马龙的路边，而在学校后面的住宅区，藏在犄角旮旯里，左拐右弯的，方能找得到。裁缝是本地人，母女俩，母亲裁，女儿缝。是个冬天，扯了一块的确良白底绿花布料，预备缝一件套棉袄的罩衣，就是那种中式领，西式袖的罩衣，一度风靡一时。然而，我做的那年，这种衣服已经落伍了。裁缝店即是母女俩住的家，床头靠着摇摇欲坠的被褥，床上堆积着零乱的布头。窗边并排放着两台机器，一台锁边，一台缝纫。墙角立着两只奶黄色的扣箱，上面铺一块木块，充当着熨衣板与裁衣板的功能。房子正中间蹲着一座铁皮火炉，热气烘烘地逼过来。火炉上坐着“哧哧”作响的水壶，水欢腾地滚开了，却无人管顾。屋子里没有满墙满壁的样衣，衣架上零星挂着几件做好的衣服。女儿伏在缝纫机上，一声不响，偶尔抬头警惕地瞟一眼来客。母亲的态度淡淡的，面对试图搞价的顾客，只一句就打发了：“就这价钱，您看着合适就做。”母女俩是地道的手艺人，却不是精明的生意人。我说明衣服的款式，量了身，丢下布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合身的，不要肥也不要瘦。那女人依旧淡淡地说：“知道了，不合身不要钱。”隔了几天去取衣服，发现扣子都缀好了，布包的圆扣，大小合适，与衣服浑然一体。套上试了试，觉得哪里都舒服，肩、臂、胸、腰、摆，妥帖舒展，就像长在我身上似的。那是我最满意的一次做衣经历，那件罩衣陪伴了我很久，直到洗得发白、发灰，方才依依不舍地丢掉。
再后来呢，毫无预兆的，路边的裁缝店一间又一间消失了。那些藏在深处的铺子，更是早早地去向不明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门庭若市的裁缝业，竟成了夕阳产业，每况愈下，日渐衰败。偶尔路遇一个标了裁剪的店铺，进去一看，也只是承揽缝锁裤边或修改旧衣的业务。
这古老的行业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阳光温润，清风摇曳的午后，徒步走过曾经布满一间又一间裁缝铺子的街道，不由想起了那些挥舞皮尺的裁缝师傅们。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是啊，去哪里了？在某些寂寥的时刻，他们一定会忆起，当年端坐在店门前，市井喧嚣中，那些个得意扬扬的旧日时光吧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