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国提出“以城易璧”，不管动机若何，对赵国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。“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见欺；欲勿予，即患之来。”国宝，不想丢；拒绝，又不敢；战争，明摆着打不赢；乖乖服输，又不甘心。这就是纠结。
和氏璧与国家安全，孰轻孰重？显然，赵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战争，其次才是保住和氏璧。正如司马光所说：“夫和氏之璧，怀握之玩，得之不足以为重，失之不足以为轻”。④怕就怕和氏璧没保住，“秦兵”还打上门来。蔺相如出使，能够“完璧归赵”最好，就算丢了和氏璧，只要能阻止战争（或许这战争本来就只是赵国的假想），就算不辱使命了。若以和氏璧来托底，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？秦国总不至于一拿到和氏璧，就立马翻脸开战吧？
当然，若仅仅做个捧璧求和的转运使者，那么蔺相如的价值就黯淡了。这显然不是蔺相如的初衷。蔺相如最希望的，是规避战争，又保住和氏璧。至于那十五座城池，秦国答不答应，赵国都不能当真。就算今天答应你了，明天他不移交给你，你能怎么办？当年秦国拿六百里地诓骗楚王，结果怎样？⑤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，蔺相如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三十年前的闹剧（据屈原年谱，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3年）。
理清了这个逻辑，再看他与赵王的对话，就能发现一些很有意味的信息：
1、“秦强而赵弱，不可不许”——“秦强而赵弱”，这是事实；但“不可不许”，就太绝对了。弱国也有外交，只不过战略与策略要适应国力与地位罢了。弱国外交也并不一定都是丧权辱国，斡旋与运筹的空间也不是没有。赵国在经历了赵武灵王改革后，国力大增，一时间号称关东群雄之首。秦赵之间,并非完全没有对话与博弈的基础。从课文看，蔺相如公然羞辱秦王，又派人携璧潜逃，秦王并没“斩立决”，足见秦王也并非有恃无恐，可以为所欲为。
可见，拒绝秦王有风险，但这个风险也并不比先答应再赖账更大，正如杨时所言：
夫以小事大，古之人有以皮币犬马珠玉而不得免者，至弃国而逃，况一璧乎？虽与之可也。相如计不出此，迺以孤单之使，逞螳怒之威，抗臂秦庭当车辙之势，其危如一髪引千钧，岂不殆哉！⑥
如此看来，不“许”，未必就是下策。那么，蔺相如主张“许”之，意欲何为？
2、“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，曲在赵；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，曲在秦”——蔺相如关于“曲”的阐述，也颇牵强。秦王觊觎和氏璧，势在必得，但他毕竟没有赤裸裸地勒索，也没下最后通牒，只是“以城求璧”。可见，秦王还是讲点体面的，至少面子上还过得去。设想，如果秦国强大到可以任性胡来，如果秦王无耻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，他弄只破瓦罐，吆喝着跟你“易璧”，你能不给么？⑦
“许”还是不“许”，本身没有“曲”的问题。“许”了有人情在，不“许”当然得罪了秦，但道义上并没什么不妥，这本来就是个交易。何况，在生死存亡之际，赵国要考虑的，首先还不是在不在理的问题，而是国家安全不安全的问题。正如杨时所言，“夫秦籍累世之资，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，有并吞诸侯之心，非可与礼义接而论曲直也。”⑧
蔺相如如此高调地讲“曲直”，难道是他太迂腐？目的究竟何在？
3、“均之二策，宁许以负秦曲”——明知秦国狼子野心，还要以羊饲虎，美其名曰“宁许以负秦曲”，这就有点像“钓鱼执法”了。就算你让秦国在道义上亏得一塌糊涂，于赵国又有何裨益？况且，明知秦国偿付城池有诈，还非要带着和氏璧深入虎穴，难道就为了给秦国挖一个道德上丢脸的“坑”？蔺相如此言，甚难理解。
4、“王必无人，臣愿奉璧往使。城入赵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请“完璧归赵””——铺排了那么多，话说到这里，蔺相如的真实意图才显露出来了——这不就是毛遂自荐吗？诚如徐江先生所言，出使之前，你蔺相如怎敢确保完璧归赵万无一失？可以推测，他承诺的“城入赵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请完璧归赵”，主要是向赵王表决心，有些夸大其词，近乎豪言壮语。他的目的，恐怕是为了实现其“奉璧往使”的意愿。那句“王必无人”，表面看是谦虚，其实何尝不是自告奋勇？
归纳一下蔺相如的这段劝谏之词，他的逻辑是这样的：
不答应秦国，不行；
不派人奉璧往使，不行；
去个人，非我不行。
如此看来，与其说赵王需要一个蔺相如出使，还不如说蔺相如需要一个出使的机会。将蔺相如与自荐的毛遂比较一下，就不难发现他们在动机上的相似。毛遂对平原君说：“使遂蚤得处囊中，乃颖脱而出”⑨，他希望平原君给他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；蔺相如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心机比毛遂更深：这世上原本没有我“颖脱”的机会，我何不自己来编织一个“囊”？
我的理解，秦国“以城易壁”的悍然要求，让赵国君臣陷入了战争的恐慌，这给了蔺相如一个千载难逢的展示政治才干的机会，他抓住了。至少蔺相如在谋得赵国相位之前，“先己之前途”的动机更重一些。他急于登上政治舞台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有人疑问，蔺相如明知随身带着和氏璧风险极大，为什么还要携壁入秦？这样的理解，恐怕忽略了蔺相如的身份及其入秦的动机：蔺相如乃无名小辈，宦官门客，微如草芥，若无和氏璧与身，他还有什么分量？他哪有与秦王直接对话的机会？
和氏璧，正是蔺相如登上政治舞台的敲门砖。
三、“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”
在秦国，蔺相如舌战秦君臣，慷慨陈词，且视死如归。其勇，绝非莽汉之冒险，他敢以性命做赌注，以性命博取个人功名与赵国利益。其智，亦非狂徒之骜猾，他洞悉大势，对秦赵的国力对比了如指掌；他明察秋毫，对秦王的喜怒心态洞若观火；他纵横捭阖，进退自如，示好而不示弱，既呵斥，谴责，又劝导，警告。
他判断，秦有吞赵之心，却暂无动兵之意；他明白，赵王有心独占和氏之璧，却更渴求世代享国；他清楚，纵然危机四伏，秦王也不会轻易砍他的头。政治不是儿戏，归根到底，角逐的是国力，是利益，是国策，是微妙的平衡。蔺相如深通此道，他劝缪贤放弃“亡走燕”的念头而“请罪”于赵王，其智谋与识见可见一斑。他敢玩，他敢冒险。当然，他也知道，这样的冒险无异于走钢丝，稍有不慎，便是粉身碎骨。所谓艺高人胆大，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，没有本钱，谁敢拿生命冒险？但有时，胆大者艺更高。有了赴死的决心，倒反过来促使他大开大阖。之后的渑池之会和廉蔺交好，也印证了我的判断：蔺相如绝非瞎折腾，绝非冒失鬼，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。
正因此，司马迁赞叹说：
太史公曰：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势不过诛，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⑩
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。蔺相如有底气，因为他有两个身份：他是赵国使臣，杀他等于向赵国宣战；同时，他是和氏璧的临时保管人，他与和氏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“共生”关系。人在壁在，人亡璧亡。无璧在手，蔺相如就没有发言权；有璧在手，他蔺相如就有主动权和操控权。在秦国朝堂上，蔺相如利用这两个身份，进攻时有胆有识，防守时有理有节。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，蔺相如对秦国有着清醒的认识。“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，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”，对秦“以城易璧”的欺诈性，蔺相如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不过，他依然奉“璧”往使。为什么？除了用来表征自身的身份与分量，和氏璧还是谈判的筹码。有璧在手，就可以做一些实质性的试探与冒险。秦国是交易的要约方，但肯定没想到，赵国竟然真的会派使者携璧而来，一时间难免手忙脚乱；相如棋走险招，咄咄逼人，未必没想过在秦国窘困无措的情况下，逼迫它签下偿付城池的合约。想一想，若能带着秦国的一纸诺言（其实，那肯定是一张空头支票！）回国，那该是何等风光！至于最终能否拿到这十五座城池，恐怕也不是他蔺相如能够负责的了。
当蔺相如发现这个愿望落空之后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再搏一把，争取实现其“完璧归赵”的承诺。文章说“相如度秦王特以诈、佯为予赵城，实不可得”，这个“度”字，反映了蔺相如最终放弃了先前的侥幸之念的决断过程。离开和氏璧，蔺相如唯一可以依靠的，就是使臣身份了。他以死国之决心，警告秦国君臣：你们千万要理智，不要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。
蔺相如深通虚实、进退、收放之道，应对起来游刃有余，但这都源于他必死的信念。在紧要关头，他慷慨陈词：“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，臣请就”，在那剑拔弩张的时刻，这话绝非矫情造作之语。幸运的是，秦昭王果然是个有所作为、能够隐忍的君王，他没有任性使气，没有丧失理智。他认识到，“今杀相如，终不能得璧也，而绝秦赵之欢”,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。由此也可见出，政治游戏绝非简单的赌气与任性，收放之间，权衡的都是利益与实力啊。蔺相如敢赌，这不正是其智勇之处吗？
蔺相如出使，终以“完璧归赵”而告终；而他自己，也一战成名，威震天下，一颗政治新星就此闪耀登场了。
四、追求自我实现的战国士子
蔺相如出使，绝对是冒险之举，但蔺相如不是冒险主义者，也不是机会主义者。他深思熟虑，进退有据，理性而不呆滞，灵活而不轻率；他守住了赵国的底线利益，实现了对赵王的承诺，又完成了精彩的政治首秀。
必须承认，“完璧归赵”确有天意的成分与运气的因素。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，蔺相如简直样样占尽。试想，若赵王再多点主见，蔺相如未必有出使的机会；若秦王是个不顾后果的暴君，蔺相如恐怕性命难保；若秦赵国力悬殊巨大，那么，蔺相如纵有回天之力，也阻挡不了秦军入侵的步伐。再假设，若秦王身边有个与蔺相如势均力敌的谋士，恐怕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局面吧？
但是，天意成全的，恰恰就是这个蔺相如。
这就不能不归结为他的才干与品格了。
在我看来，蔺相如确实智勇双全，且公忠体“国”，但推究其动机，他首先是一个汲汲于功名、渴求自我实现的战国士子。确认这一点，才能在“完璧归赵”的理解上达成事实、情理与逻辑的统一。
战国时代的“士”，作为一个靠思想与才学谋求生存资源的自由阶层，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自主权。所谓朝秦暮楚，反复无常，并非个例。他们信奉“良禽择佳木而栖，贤臣择明主而仕”，与君王所代表的“国”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。像苏秦、张仪这些纵横家，与其说他们在博取“国家”利益，还不如说他们把自己与一个政治集团捆绑在一起，用身家性命博个出人头地的机会。杨时说：
周室之季，天下分裂为战国，游谈之士出于其间，各挟术以干时君，视其喜怒悲惧而捭阖之。徼名射利固无足道者，间有感愤激昂，以就一时之功，其材力有足过人，而鲜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？⑾
可见，挟术干君，纵横捭阖，徼名射利，是战国士子普遍的心态。
秦赵之间，争权夺利，勾心斗角，谁也谈不上正义。我们几乎本能地将感情的天平倾向于赵国，多因为赵是弱国，人们总是同情弱小；且在传统文化语境中，秦国又被赋予了霸权、暴虐、狡诈等道德色彩。其实，撇开这些文化与情感因素，秦赵之争本无所谓是非曲直。蔺相如投身于赵国，与其投身于秦国、楚国或者其他国家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。蔺相如之所以“爱”赵国，尽忠于它，乃是因为赵国给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与机会，这是一种知恩图报、有诺必行的意气，与我们今天的“爱国主义”不可同日而语。⑿彼“国”非此“国”，所谓“公忠体国”，主要体现在蔺相如在追求个人功名的同时，兼顾了合作者的利益诉求。这种美德，恐怕更近乎说到做到的信义，而非现代意义上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。
既然这样，蔺相如使出浑身解数，争取到一个出使机会，又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干，就不能做简单的道德褒贬。更何况，他一诺千金，秦庭上大义凛然，“渑池会”上舍身护主，在廉颇挑衅时又能“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，这样的人当然应该肯定。
智、勇、信，三个美好的品德成就了司马迁笔下的这位政治奇才。
顺便说，蔺相如的传奇色彩，与司马迁的“尚奇”也不是毫无关系。司马迁的一生，本来就是个传奇。蔺相如以走钢丝式的方式谋求自我生命的实现，何尝没有司马迁寄托的人生理想呢？
注释：
1/2王世贞《蔺相如完璧归赵论》，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3、《语文建设》2013年8期
④司马光《廉颇论》，《全宋文》第56册140页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
⑤参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韩兆琦《史记》评注本，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1183页
⑥⑧⑾杨时《蔺相如论》，《全宋文》第124册336页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
⑦秦昭襄王（前325年－前251年），19岁继位，在位56年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。秦昭襄王“明而熟于计”，城府很深，有忧患意识。他启用范雎、白起等文臣武将，采用“远交近攻”的军事战略，连横离纵,对齐、楚、赵等东方大国各个击破,为秦大一统帝国奠基了基础。“完璧归赵”这年，秦昭襄王42岁，在位已23年，是个成熟的君王了。此时秦国以主要精力对付齐与楚，赵国尚未成为其吞并的重点目标。参见刘景纯《秦昭襄王杂论》（《秦汉研究》，三秦出版社2012年）；林献忠《秦赵博弈与战国后期的历史发展》（《邯郸学院学报》 2015年01期）。
⑨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，韩兆琦《史记》评注本，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1102页
⑩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，韩兆琦《史记》评注本，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1154页
⑿这一点，在关于廉颇的评价上也可大略看出。“长平之战”后，廉颇先被赵孝成王（赵惠文王之子）冷落，被遭赵悼襄王弃用，无奈之下奔逃魏国和楚国。司马迁对廉颇并无微词，相反倒充满了对一个落魄英雄的同情和遗憾。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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